常常有人向我说道：“你的说法，未免太偏。”

我说：诚然，惟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等药也。

药中之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当说道：“你的议论，很痛快。”

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针之灸之，才觉得痛；针灸后，全体畅适，才觉得快。

有人读了《厚黑丛话》，说道：“你何必说这些鬼话？”

我说：我逢着人说人话，逢着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甚么？我这部《厚黑丛话》，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

我不知过去生中，与孔子有何冤孽，他讲他的仁义，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我讲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

我们两家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

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

我与孔子讲和好了。

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子，提出两句口号：“厚黑为里，仁义为表。”

换言之，即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

从此以后，我的信徒，即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即是我的信徒，我们两家学说，永世不会冲突了。

千百年后，有人出来做一篇《仲尼宗吾合传》，一定说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

讳疾忌医，是病人通例，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

荀子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医界就哗然，说他违反了公例，把他逐出医业公会，把招牌与他下了，药铺与他关了。

李宗吾出来，大讲厚黑学，叫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

这是自荀子而后，二千多年，都莫得这种医法，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子也。

昨有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诧异道：“你怎么看这类书？”

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

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

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

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

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

’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人性是浑然的，仿佛是一个大城，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所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

人性以告子所说，无善无不善，最为真确。

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等语，请问此种说法，与告子何异？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

民国九年，我创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

这种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

湍水之变化，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所以“性犹湍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