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这个让我嗤之以鼻的步骤不说，在决定发表内容方面，政府根本不该成为报纸的编辑伙伴。

我们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报道危害到国家安全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虽然报道涉及一份允许国安局系统搜集美国人民电话记录的简单的法庭指令。

&ldo;恐怖分子&rdo;能从这曝光的法庭指令中获益实属可笑。

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恐怖分子都早已清楚政府在监听他们的通话记录。

能从我们的文章里有所收获的不是那些&ldo;恐怖分子&rdo;，而是美国民众。

简宁跟我重复了《卫报》律师的话，坚持说我认为报纸会因为遭到胁迫而放弃发表曝光文章的想法是错误的。

恰恰相反，法律要求他们了解美国政府官员会如何回应。

但她向我保证，她不会因为将此事含含糊糊地跟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就受到压力而变卦。

我并不认为《卫报》会被胁迫，我只是不知道法律还有这条要求。

我担心的是跟政府交涉最起码会耽误进程。

《卫报》确实曾经发表过激进大胆的文章，这也是我一开始选择跟他们合作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他们有权利表明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而不是让我自己做最坏的打算。

简宁一再重申他们工作的独立性，这对我来说有些宽慰。

&ldo;好吧，&rdo;我说我愿意再等等看，&ldo;但从我的角度出发，我仍认为今天就应该发表。

我不想再等了。

&rdo;

纽约时间中午时分，简宁告诉我他们已经将发布机密消息的计划告知了国安局和白宫，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那天上午白宫已任命苏珊&iddot;赖斯（sanrice）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

《卫报》新上任的负责国家安全问题报道的记者斯宾塞&iddot;阿克曼（spencerackeran）在华盛顿有熟人朋友。

他告诉简宁，官员们此刻都在&ldo;忙&rdo;苏珊&iddot;赖斯的事。

&ldo;他们现在不认为需要给我们回复，&rdo;简宁写道，&ldo;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有这个必要了。

&rdo;

香港时间凌晨3点，也就是纽约时间下午3点的时候，我仍没收到任何消息，简宁也没有。

&ldo;他们有最后期限，还是他们想什么时候回复就什么时候回复我们？&rdo;我用挖苦的口气问道。

她回答说《卫报》要求国安局在&ldo;晚上12点前&rdo;回复他们。

&ldo;要是他们到那时仍不回复呢？&rdo;我问。

&ldo;那时我们自己决定。

&rdo;她说。

接下来简宁又告诉了我另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因素：她的老板艾伦&iddot;拉斯布里杰刚刚登上了飞机，要从伦敦飞来纽约监管有关国安局的报道。

这意味着在随后的7小时左右里将联系不上他。

&ldo;不经艾伦允许你们能发表这篇文章吗？&rdo;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篇文章那天就不可能发表，因为艾伦乘坐的飞机预定到达肯尼迪机场的时间是深夜时分。

&ldo;我们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