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斯代尔上校主持中国情报局在越南的工作期间，我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发生过接触，如农村武装高台教的郑世明将军、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光等人。

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地仅限于协助吴庭艳总统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水协议，所以对他们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

自从阮文绍将军执政以来，许多教派武装都投靠了越共并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共和国的军队，另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

因此，美国在一方面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绥靖工作的进行。

在我把有关阮文新的情况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几天之后，理查林站长指示我以个人的身份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正下着小雨，整个西贡好像都凝聚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

我步行来到位于馆市的左关医院，走进那栋浅黄色的大楼。

医院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急诊室里停放着两辆载着病人的活动车，他们的家属在低声对大夫说着什么。

一位中年的值班护士走过来，她把我当作了病人，请我到美国顾问专门诊室去。

我告诉她我要见阮文新大夫，她让我坐在候诊处的椅子上等候，然后去挂了电话。

十几分钟之后，身穿白衣的阮文新走了出来。

阮文新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他的一间私人办公室。

一进门，我就看到阮文新的办公桌旁坐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越南人正在吸着纸烟。

他在我进门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迎了过来。

&ldo;你好，莫尔上校。

&rdo;他握着我的手说。

原来，这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男人就是吴重孝的朋友、原西贡特别警察局的辉中校。

1963年发生军人政变之后，传说他流亡到老挝去了；杨文明将军曾下达过能缉令，但后来因阮庆将军的一次政变而作废。

这次在左关医院遇到他，使我深感越南政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预料，几乎达到了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步。

辉中校告诉我，1963年11月的政变中，政府卫队首先发生了哗变，并与政变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他得到情报以后，马上驾驶一辆吉普车到独立宫接出吴庭艳、吴庭懦等人，前往堤岸特种部队的一个兵营躲藏；然而当他在凌晨三点从堤岸警察局带领一个防暴警察连赶到兵营的时候，吴庭艳总统等人已经被政府卫队押上装甲车带往西贡。

第二天上午，他听到吴氏兄弟被杀，黎文金少将已经派出部队搜捕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乘开往顺化的火车，然后转道进入老皖的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参加了富米亲王政府的越南军团。

直到阮庆将军再度发生政变之后，他才从老挝回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出任顺化市警察局特别事务科科长。

我当时十分怀疑辉从阮正诗将军曾经指挥的第一军区那边来，是否有可以与当地佛教领袖释智光最近的活动有关。

他向我解释说他到西贡的目的是办理公务，在左关医院取一份越共分子的口供及其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