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转到（b），即对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整体主义的实验中学习，或者更确切他说，认为我们能够从以整体主义梦想为目的所实行的大规模措施中学习的论点给予批评（因为，正如我在前一节里所表明的，整体主义的实验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是要重新建造&ldo;整个社会&rdo;，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主要论点很简单，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的行动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必定几乎不可能。

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

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或者更确切他说，假使我们把某一特定结果归因于某一特定的措施，我们也只能以从前所取得的某种理论知识为根据，而不能从该整体主义实验中知道。

这种实验不能帮助我们把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特定的措施；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把&ldo;总的结果&rdo;归因于它；而且，不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要评论它确实很困难。

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对这些结果提出结构完善的、独立的批判性陈述，也不能证明能够成立。

况且，进行这种努力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

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

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

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

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

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批评。

然而，把整体主义计划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困难，比我们迄今所表明的还要严重得多。

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

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

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

其结果，它必然毁掉知识；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

（由此可以发现，政治权力与社会知识是玻尔所说的&ldo;互补的&rdo;。

很可能这是对这个难以捉摸而又很时髦的词的唯一清楚的说明。

所有这些话语只限于科学方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