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给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

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

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

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

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

，“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

；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

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

；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

，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

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法西斯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

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

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

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

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

，来实现“共产制度”

或“社会的共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