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

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

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

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

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第六章共和之路三错失良机

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

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

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

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

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

民国时期&ot;反复辟&ot;斗争的口号，也是&ot;保卫共和&ot;。

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

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

袁世凯是不知道的。

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

在他看来，所谓&ot;革命&ot;，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ot;禅让&ot;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

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

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

为此，他曾于1894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

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ot;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ot;（1897年孙中山与《伦敦蒙难记》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

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

比如&ot;兴中会&ot;誓词中&ot;驱逐鞑虏，恢复中华&ot;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ot;创立合众政府&ot;的主张相悖。

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

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ot;驱逐鞑虏&ot;？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

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不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ot;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ot;。

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

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