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先生在谈到帝国的恶政时说：&ot;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

&ot;（《潜规则》）其实&ot;善政&ot;也一样。

只要是在非民主的前提下实行官员代理制，这样一个集团是迟早都要出现的。

更可怕的是，这个集团具有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因此它并不害怕个体的消灭和剔除。

也就是说，对个别贪官污吏的处罚（包括罢官和杀头）并无损于整个集团，因为立即就会有同样的人来填补空白。

它甚至不怕&ot;肢体&ot;的切除（比如撤销某个机构，或将某个班子一锅端）。

因为你切除一个，它马上就会再复制一个，而任何新设机构用不了多久就一定是旧机构的拷贝或克隆。

看来，对于帝国来说，&ot;剪不断，理还乱&ot;的，不是&ot;离愁&ot;，而是官僚集团。

第四章官员代理六帝国的掘墓人

官僚集团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知道，官僚集团是一个非生产性的社会阶层。

他们并不能给帝国提供财富，只会消耗财富。

这可能也是帝国要对其实行低薪制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已如前述）。

另一方面，作为财富的消耗者，他们又不是这些财富的所有权人，这又正是老百姓&ot;只反贪官，不反皇帝&ot;的原因之一。

在一般民众看来，皇帝&ot;贵为天子，富有四海&ot;，无论如何奢靡排场，都理所当然。

官员们搜刮的却是民脂民膏，而且是直接从自己身上搜刮去的，因此特别可恨。

也因此，一旦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民众就会将自己的仇恨集中在官员身上。

皇帝对官员则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一方面，他离不开官员。

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

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会真正信任他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相信，官员们在代理皇权时竟然不会以权谋私。

因此，运用各种手段对官员们进行监督是必要的，揪出一两个贪官污吏来杀一儆百是必要的，用反复无常的方式来使官员们感到天威难测就更是必要的。

而且，由于皇帝被预先设定为天道的代理人和天下第一圣人，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皇上圣明，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官员无能。

辛辛苦苦替皇帝打工卖力的官员，很容易地就会成为帝国的替罪羊。

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再加上官场上风险大，危机多，稍有不慎，就会获谴于天，官僚集团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结成攻守同盟，比如官官相护，比如欺上瞒下，比如集体心照不宣地拖延抵制，消极怠工，并在自身利益和传统道德、现行法规相冲突时，创造出不成文的另一套规则（比如官场陋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帝国在与其周旋时则往往进退失据。

它既要集权又要授权，既要授权又要控权，这本身就是矛盾。

为此，帝国不得不大量增设官职和机构。

比如明代州府之上的衙门，竟有三级之多。

最低一级是诸道，如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

诸道之上是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清代则减去都指挥使司）。

三司之上，则又有总督、巡抚、巡按（清代减去巡按）。

总督、巡抚、巡按原本是出于某些特殊目的临时指派的派出官员，类似于特派员或专案组。

然而逐渐竟成定例，变为常设，成了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

原本是省级地方官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反倒不像省长了。

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而历代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都很快。

比如明初洪武年间文武官员二万四千多人，到一百年后的宪宗时变成八万余名。

又如唐代元和年间官吏人数之多，已达到纳税人每七户就要供养两个官吏的程度，正可谓&ot;十羊九牧&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