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

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

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ot;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ot;。

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

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

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

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ot;假洋鬼子&ot;。

这就叫&ot;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ot;。

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ot;文化高于种族&ot;，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ot;人权大于主权&ot;迥异。

显然，在这里，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

&ot;车同轨&ot;只是物质基础，&ot;书同文&ot;只是文化基础，&ot;行同伦&ot;才是心理基础。

事实上，也只有&ot;人同此心，心同此理&ot;，统一也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强制性的。

这是一个文化大战略，需要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努力，尤其需要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的知识界热情投入。

这当然并不容易。

然而，由于帝国成功地处理了它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就不但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现在看来，让儒生充任官员，并不仅仅只是对知识和知识界的赎买，它还有更为长远的意义。

我们知道，由于帝国过于庞大，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邦国那样，实行国家元首对属下巨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必须假手于他人。

这就是前章已经提到，后章还要细说的&ot;官员代理制度&ot;。

广义的官员包括两种人。

一种是专门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比如征税和司法）的行政工作者，这就是&ot;吏&ot;，也就是现代所谓&ot;技术官僚&ot;、&ot;职业官僚&ot;或&ot;事务官&ot;。

另一种是可以承担立法、决策、牧民、教化等任务的政治工作者，这就是&ot;官&ot;，也就是现代所谓政治家、政客或&ot;政务官&ot;。

秦王朝主要由吏员而不是官员来治国，甚至在焚书之后下令&ot;以吏为师&ot;，结果失败。

其原因，就在于帝国要解决的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盛，都需要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思考，来解决。

就连七品县令这样的&ot;芝麻官&ot;，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方能清醒明白地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将帝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

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头脑必须和帝国的思维同步。

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甚至自行其是，或者大唱反调，则帝国同样会崩溃，而且崩溃得更快。

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必须有政治头脑，但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必须以帝国的头脑为头脑。

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因儒生充任官员迎刃而解。

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

而且，由于他们寒窗苦读，对儒家经典已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用于治国，自然长袖善舞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