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心理学使周作人看到了艺术批评的新的视角。

蔼理斯的文学批评中的有鲜明个性的地方，其实也是他心理学思想中最迷人的地方。

借助蔼理斯的理论，周作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个性主义给予了高度赞扬。

他礼赞人的性情的描写，为青年人的情诗公开辩护。

谈到汪静之的《蕙的风》时，他说：

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价值不一样（如胡序里所详说），但是可以相信没有&ldo;不道德的嫌疑&rdo;。

不过这个道德是依照我自己的定义，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确是不道德的了。

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用不着我的什么辩解。

……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ldo;放情地唱&rdo;，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ldo;革命也不能革到这种地步&rdo;，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

[5]

我觉得，&ldo;五四&rdo;初期的文学批评中，周作人的文字是有异常的魅力的。

他为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蕙的风》主持公理，驳斥道统学家的旧调，功不可没，对诗风的常态发展，贡献颇大。

他不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角度来阐释艺术要义，而靠的是性心理学家那里延伸出来的朴素的人道观，来对抗压抑人性的旧道德。

这声音，是动人而充满人情的。

读周作人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常让我想起蔼理斯的文学批评视角。

周作人是按照&ldo;老师&rdo;的思路，来认识艺术世界的。

&ldo;五四&rdo;前后他诸多的品评作家的随想录，大多以性心理学的角度为基点，文章如行云流水，诉心中欲说之言，不吞吞吐吐，直陈人道的观点，肯定艺术中的人的合理的欲求。

在周作人看来，人是生命的一种，是有情有欲的动物，只要这种情欲不危及他人，互相有利，便不算非道德的。

他曾认真地译过蔼理斯的《论左拉》，那是篇很精彩的批评文字。

蔼理斯深入地探讨了左拉的艺术精神，从社会生活、习俗、人性等角度，勾勒了左拉世界迷人的图景。

《论左拉》中的心理分析的段落是令人难忘的，他解释左拉性格的形成原因，显示了作为心理学家的蔼理斯高超的才能。

而他为左拉小说中性欲描写所做的辩护，亦格外具有精神的穿透力。

这种思想，自然也渗透到了周作人那里。

读过了《论左拉》，再看看周作人写下的《情诗》、《沉沦》等，便可见到内在的联系。

周作人不是从天启的神谕和先验理念解释人，而是从肯定人欲的角度，来确立人的价值。

不是从史密斯和鲁迅的那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对比中，拷问中国人的气质中非人道的东西，而是从人类的天性中去体悟中国文化落后的根源。

鲁迅后来热衷于哲学、社会学，接触马克思主义美学，而周作人拒绝理性思辨，视野一直放在人的自由主义的解放中，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