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要去哪儿？”

安迪·彼得斯摇摇头。

“没有必要问。

我们会知道的。”

那个叫巴伦的法国博士也加入了谈话。

“是的，”

他说，“我们会知道的。

但不去问问怎么知道？我们西方人本性如此。

我们从不说‘我今天满意极了’，总想着明天，明天伴随着我们。

将昨天置于身后，去追寻明日，这才是我们所要的。”

“您想推动世界，是吗，博士？”

彼得斯问道。

“有太多事情想做，但生命太短暂。”

巴伦博士说，“人需要更多时间。

更多时间，更多时间。”

他激动地挥舞双手。

彼得斯转向希拉里。

“你们国家所谓的四大自由是什么？脱离欲望的自由，脱离恐惧的自由——”

法国人插话进来。

“脱离傻瓜的自由，”

他讥讽道，“这就是我想要的！

也是我的工作所需要的。

脱离由连续不断的骗局构成的经济体系的自由！

脱离阻碍工作的无聊限制的自由！”

“您是位细菌学家，对吗，巴伦先生？”

“是的，我是个细菌学家。

哦，你不知道，我的朋友，这是一门多么神奇的学科啊！

但它需要耐心，无止境的耐心。

反反复复的实验——还有金钱——很多钱！

你必须有设备、助手和原料！

若能给你所需的一切，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呢？”

“快乐？”

希拉里问道。

他露出一抹笑容，忽然又变得有人情味儿了。

“哦，你是个女人，夫人。

女人总是在追求快乐。”

“但很少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