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中国也有了报纸，因而也有了记者。

同社会上其他职业阶层一样，新闻记者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而是五花八门的。

如果拿说真话和说假话来作一个标准来区分记者的话，我觉得约略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敢说切中要害的真话的记者，这是极少数;第二类，真话假话都说的记者，真话假话都由于认识的水平而决定，真话也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是大多数;第三类，只说假话的记者，这也是极少数。

第一类会冒极大的风险，甚至能丢掉性命。

民国初期的邵飘萍和林白水是典型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反右时期，有几位知名的记者被划为右派，又是一些例证。

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比较安全。

然而他们对人民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能教育人民、启迪人民吗?

我在上面说了很多真话和假话。

作者在《自序》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师乔冠华教导他不说假话。

我觉得，在这里，必须对真话和假话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但仍然难免笼统的界定。

顾名思义，真话或者实话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反之就是假话，看起来十分简单明了。

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的真相并不是容易求索的。

只能根据自己求索的水平来讲话，这就算是真话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的问题。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夸大风吹满神州大地的时候，有人说，一亩地可以产十万斤粮食。

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但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亩产量扶摇直上。

报纸和记者也不甘落后，大肆报道。

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

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天才，也绝不是傻瓜。

我当时相信不疑。

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根据我的理解水平，我会如实地报道。

我自信说的是真话。

但是，这种真话符合实际情况吗?可是在我主观想法上，它绝不是假话。

这样一来，真话和假话拿什么标准来界定呢?

我在上面仅仅举了一个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来。

我只好请求读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了。

真话和假话的标准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如此地重要，而真话和假话的区分有时又会如此地难，这就对记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记者们必须具有极高的睿智，极大的辨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

他们还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只有这样才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具有了这两个条件，下笔必有新意，才能有所依附，一枚带情的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说真话和说假话，心里才会有了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