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苏辙的《六国论》主要着眼于政策与策略，虽然也算切中肯綮，却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

贾谊的《过秦论》则其实并未回答六国灭亡的原因。

六国灭秦，固然是&ot;形不利，势不便&ot;;秦灭六国，难道就&ot;形利势便&ot;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么就不能谁也不灭谁，相安无事呢？至于杜牧的《阿房宫赋》，虽然讲得有道理，却也同时有问题。

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确实的。

六国不爱其人，也可能有证据。

但六国之亡，并非亡于国人，而是亡于秦人。

难道秦王在夺取天下之前是仁爱人民的，当了皇帝以后就不爱了？事实上，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秦，老早就是&ot;暴秦&ot;了，只不过变成帝国以后变本加厉而已。

然而不爱人民的秦，却战胜了同样不爱人民的六国，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见地的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只有这篇文章才谈到了最根本的东西---制度。

柳宗元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

从西周到东周，诸侯们骄奢y逸（骄盈），贪财腐化（黩货），穷兵黩武（事戎），政局动荡的国家多（乱国多），政治清明的国家少（理国寡），珍惜土地爱护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这是他们那个制度决定的。

相反，秦之亡，则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

明明有治国之策，却不实行；有治国之人，却不委任；只知道滥施酷刑强派苦役，弄得万人侧目，民怨沸腾，岂有不亡之理？

这倒是很在理。

毕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为，制度却更为根本，难怪毛泽东要建议大家&ot;熟读唐人封建论&ot;（也就是柳宗元这篇文章）了。

据此，则秦最终夺取了天下，便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是&ot;最管用&ot;，不等于&ot;最好&ot;）。

而且，这个&ot;最管用的制度&ot;，还应该是在它王国时期开始形成的。

唯其如此，它才成为了帝国的缔造者。

秦能够成为新制度的创造者，倒也不足为奇。

无论在&ot;春秋五霸&ot;中，还是在&ot;战国七雄&ot;中，秦都是历史最短也最没文化的一个。

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齐和楚，此外鲁、宋、吴、越也不差。

齐有韶乐，楚有辞章，鲁有鲁缟，吴有吴刀，这些都令人叹为观止。

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不是&ot;三月不知肉味&ot;吗？&ot;虽楚有材&ot;的说法，不是《左传》和《国语》里面就有了吗？事实上先秦文化名人的&ot;国籍&ot;，不是齐、鲁（管、晏、孔、孟），就是楚、宋（老、屈、墨、庄），要不就是赵（荀况）、魏（杨朱）、韩（韩非）。

就连与秦关系最深、帮了秦人大忙的商鞅和吕不韦，也是卫国人。

秦自己则乏善可陈，一个文化名人也没贡献过。

不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倒未必一定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也许更好，反倒更能创新和务实（如美国）。

秦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负担，它就后来居上了。

那么，秦人创立了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他们的制度中又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来到胜利之后的秦，来到大秦王朝的建国之初，看看在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章天下一统二制度之争

根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公元前221年即新王朝建立那年，秦政权的最高领导层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定名号，二是定制度。

这两个问题，一个关乎&ot;名&ot;，一个关乎&ot;实&ot;，但都关乎国体和政体。

事实上，嬴政之所以要征求意见，就因为刚刚兼并了天下的秦国统治集团，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新生的帝国来说，真可谓&ot;生死抉择&ot;。

第一个问题很顺利地就得到了解决。

秦王嬴政以其成功为&ot;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ot;，便从&ot;三皇五帝&ot;中各取一字，号曰皇帝。

同时废除了谥号，自称&ot;始皇帝&ot;。

谥（shì）号，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死了以后盖棺论定的称号，带有总体评价和历史结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