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

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

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

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

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

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

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

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

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

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thoas

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这样读完的。

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

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

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

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

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第46节：十年回顾（2）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

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

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

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

可能是源于franz

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

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

他的继任人herann

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

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

当时oldenberg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