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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
[2]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3]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
[4]
但是,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
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5]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
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这种动向,首先反映在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
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此时,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
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
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
我看不会。
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
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
[6]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7]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
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
[8]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
[9]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