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ldo;书&rdo;

为&ldo;志&rdo;。

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ldo;志&rdo;

中。

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

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

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

后来杜佑在&ldo;志&rdo;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

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

以上三书被合称为&ldo;三通&rdo;。

&ldo;三通&rdo;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

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

他从16岁开始，

谢绝人事，闭门读书，&ldo;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rdo;

（《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

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

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

据《宋史&iddot;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

刘向、扬雄。

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

他一生著作甚丰，

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

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

史的《通志》。

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