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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
7元。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
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
从此之后，中国公司开始集体远征，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拉动型的道路，它将在2005年达到顶峰，并诱发中国与欧美乃至周边国家的贸易大战。
朱基主政的“第三战”
，也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是搞活国营企业。
对此，他的思路也与之前有微妙的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
这年的局面是，经营机制转换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国营企业家们仍在嚷嚷权力太小。
在这年的北京两会上，国内最大的钢铁公司总经理李华忠在分组会上大喊：“自主权万岁！”
他还羡慕地对身旁的辽宁省海城市东房身村党支书王国珍说，“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
而另一方面，权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却是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由于效益不佳和老企业萎缩，失业人口的增加已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朱基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当时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
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
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
朱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
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
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这年7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
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
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
，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
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
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
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在1993年，这种战略思想刚刚萌生，还远远没有展现出成型的格局和娴熟的掌控艺术。
只是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那些没有优势的国营企业开始被“放掉”
，过去被禁止的改革现在得到了默许和尝试。
在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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