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教会的奇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极其开明的深入的研究，对它接连进行了攻击；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在我们自己的以及欧洲其它地方的新教教会的神职人员中，似乎引起了广泛的责难。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并不完全是来之于某种特殊的论点，而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一向惯于，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行的影响。

一个历史家的职责却并不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隐瞒，要采取一种可以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也难以将这种理论恰当地加以运用，难以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如实准确地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而不致倾向于把它的成因归之于超自然的天赋。

从第一个神父到最后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奇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而迷信的进程是如此徐缓，几乎让人无从觉察，使我们根本不知道应当从那个特定环节截断这传统的链条。

每个时代都能为那些使它有别于其它时代的奇异事件充作见证，而它的见证在分量和可信程度上似乎并不低于前代所提，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用2世纪时我们慷慨施1之于查士丁或伊里奈乌斯的同等程度的信赖，来对待8世纪的尊敬的比德或世纪神圣的伯纳德，那我们就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领上一条责怪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

如果任何这类奇迹的真实性得依靠它表面上的实用性和正当程度来得到承认，那我们知道，每个时代也都有许多不信教的人需要劝化。

许多异端分子需要驳斥，以及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需要使它皈依；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找到上天应当插手其事的足够的动机。

然而，既然每一个接受神的启示的人无不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实性，而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又无不肯定那种法力已不复存在，那么十分明显，那就必然有过某一个时期，这种力量或者突然一下，或者逐渐地在基督教教会中消失了。

而我们不管把那一时期安排在那一时代，使徒去世的时代，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的时代，或者阿里乌斯1邪说归于消灭的时代全部一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徒竟会毫无所感，1也许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克莱尔沃的伯纳德，记录了那么多有关他的朋友圣马拉奇的奇迹，却从不提到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而和他自己有关的奇迹则又由他的朋友和门徒们详加叙述。

在连篇累牍的宗教史中，我们能找到一位圣徒肯定自己具有实现奇迹的能力吗？

1新教徒们一般都把这一时期定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时代。

更理智的神职人员不愿承认在4世纪出现页面这同样都会未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

或者，他们在失去神奇力量之后仍然假装着具有那种力量。

这样，轻信代替了信仰的职能，狂热被允许冒用神灵感召的言语；把一个偶然事件或人为的安排产生的效果全归之于出于超自然的原因。

对于新发生的真正奇迹的经验，应该可以教会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认清天道的规律，并使他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很不恰当的说法的话）习惯于&ldo;天工&rdo;的风格。

如果近代的一位最有才能的意大利画家妄自用拉斐尔或科勒乔的名字来装扮他的拙劣的摹拟之作，这狂妄的欺骗行为一定会很快被揭穿，并遭到愤怒的斥责。

不管自使徒时代以后原始基督教教会对于奇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2‐3世纪的信徒中如此显著存在的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对宗教的事业和真实性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

在现代，一种潜在的、甚至无意的怀疑主义始终纠缠着最虔诚的人的思想。

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真实性的承认，多半都不是积极的欣然同意，而只是一种冷漠、被动的认可。

我们的理智，或至少是我们的想象，已长时间习惯于观察并尊重大自然始终不变的秩序，对于亲自去观看可见的神的行动实在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是绝对不同的。

在异教徒中，最有好奇心或最易轻信的人，常常被劝说去参加一个声称确实具有神奇的法力的团体。

原始基督教教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而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已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

他们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在他们的四周到处有魔鬼在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依靠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并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出乎意外地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来。

他们常常自以为是其目标、工具，或目睹者的真实或想象的奇异事迹，使他们十分愉快地以同样的轻松但却更为合理地去接受福音教历史上确凿有据的奇闻；在这种情况下，不曾超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范围的奇迹就能启发他们，使他们以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的不可知的奥秘。

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真实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义下得到了百般赞赏，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当时被视为获得神的恩典和未来幸福的最可靠的保证，并被描绘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最高或唯一的美德。

按照更为严厉的学者们的说法，一些非基督教徒也同样可以实行的美德，在证明我们正确的工作中是没有任何价值或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