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盲。

正因为走投无路，才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他们是对的。

同样，正因为病人膏育，所以不能乱下猛药，只能慢慢温补，不能动大手术，只能保守疗法。

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他们是对的。

但不管谁是谁非，变法却总归是要失败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

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

这样一种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帝国制度是如何的无药可救。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历史观，就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一般是不太喜欢什么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

因为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针办，谁也不要折腾谁，更不能全国都种试验田。

同样，治理一个超级大帝国，也最好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心血来cháo就搞运动。

老子早就说过：&ot;治大国若烹小鲜。

&ot;（《老子》第六十章）。

小鲜就是小鱼小虾。

烹小鲜如不断翻炒，就一塌糊涂；治大国如频繁运动，就民不聊生。

所以韩非子说绝不能频繁变法，因为&ot;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ot;（《韩非子&iddot;解老》）。

能够不变，最好别动。

当然，完全不变也不可能，事实上历朝历代也都在变。

但即便要变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而且，只要能够维持，则能不变法就不变。

事实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错。

问题是由于帝国的惰性，循序渐进往往等于纹丝不动，文火慢熬则往往等于一潭死水。

结果是积重难返，变也不是，不变也不是。

变则千头万绪，不变则问题成堆，慢慢变又时不我待。

因此，当一个王朝下定决心厉行变法时，那就多半是非变不可了。

非变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后果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最后一个机会。

求治不得，只有动乱。

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十三年），郓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睦州方腊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河北、京东张迪等人又反。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全国。

动乱也是逼出来的。

因为对于一介糙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

它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血的代价。

皇帝再昏馈，官府再无能，朝廷再软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含糊，动起刀来也绝不会手软；而民众要和朝廷作对，也多半都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

所以，不到万般无奈，糙民们都不会轻易言反。

但如果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

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