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西藏当局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通过多种渠道，向西藏当局剀切晓喻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和决心。

1950年5月9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

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达赖胞兄当才活佛在内的劝和代表团赴藏。

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彭德怀在该团出发前于西宁接见了全体成员，向大家详细阐述了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他对西藏当局的殷切期望。

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还曾派出人员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带去我西北军政负责人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

但是，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

劝和团入藏后，有些成员竟遭囚禁。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给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称&rdo;中藏关系&ldo;是&rdo;檀越&ldo;（即施主）与寺庙的关系。

尽管西藏当局对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号召始终置若罔闻，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藏进军，中央仍不愿轻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

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

9月上旬、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当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但在帝国主义的挑唆阻挠下，西藏当局对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备战促和

西藏地方当局执迷不悟，已下定决心与中央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善良愿望和耐心等待，只能被看作软弱可欺，看来只有以打促和，先打而后和了。

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西藏当局又在这里摆下重兵，于是在昌都地区进行一场军事较量便不可避免了。

我军到高原地区作战，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众志成城。

在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一坚定信念的鼓舞下，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保证了各项准备工作按计划进行。

特别是经过筑路大军数月的艰苦奋斗，于8月末修通了自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之后，各种作战物资源源运抵甘孜，战备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

从甘孜到金沙江边还有200多公里不通公路，但其中有些地段地形条件不算太坏，我们组织部队进行了有重点的抢修，使汽车可以通到雀儿山下。

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和军前指组织了一部分轻型汽车和胶轮大车，甚至把军、师领导乘坐的吉普车也组织起来，不通汽车的路段则使用骡马、牦牛，采取分段倒运的办法，向江边送了20万公斤粮食。

对部队渡江后的物资运输问题，我们也早作了安排。

开始，曾考虑组织骡马运输队。

但以后我们总结从内地到甘孜的行军经验，感到沿途如不能预设兵站，则使用骡马运输问题很大，主要是骡马饲养要求高，饲料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