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今怕下回当真不行了。

不行就要他自个儿掏，哪掏得起？不掏，也就是无法做好密切报社的工作，这又是要直接影响他工作成绩的。

所以，这个腰包必须掏，而且必须要让上官江来掏，否则于己于公都不利。

事情要办，费用在人家手上，阿今哪有不怯弱的余地？就这样，阿今到底还是怕着上官江的。

其实，上官江也懂得这笔钱没道理让阿今自个掏，所以尽管回回讲不报，结果总还是回回给报。

他只是指望阿今以后少报点，或者讲少上哪里去请客送礼什么的。

他认为靠请客送礼上去的稿子，不可能当真推动部队什么建设。

他这想法并没错是否是？

就是。

再讲上官江自打因为写检举信造出名气后，生活、社会齐齐给他增加了压力，人们另眼看他，事事特别待他，时时特别要求他。

同样一件事，人家可以为自个利益堂而皇之地去做或不做，他则不行；同样一份利益，人家可以不择手段去争取，去得到，而且无可非议，他则不行，他要得到了或者去争取了，那很可能就要遭人指责非议。

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能平凡的生活。

或者讲他是一个写过检举信的人，应该过敢写检举信人过的那种生活。

　　那种生活到顶是什么样子，谁都讲不出个所以然，但大伙都隐隐约约觉得，那应该和自个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上官江独特的现实，与众不同的现实。

无疑，是名气剥夺了他做平凡人的权利；是名气使他的生活变得特殊化，甚至艰难。

生活枷锁人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是否　　是？

就是。

因此，上官江同样也怕着科里人，他怕他们把自个当特别人看待；怕他们剥夺走他做常人的权利。

而他们确实视他为了特别人，确实剥削了他做正常人的权利，只是各自剥夺的角度、方式不一样而已。

鉴此，他没法不怕他们。

他怕科长是因为科长时常把他当典型又推又捧。

上官江到了宣传科，科长跟获得了一枚值得抬举自个和自个科的果实似的，经常让他出人头地，四处演讲，作报告，到处吹捧，张扬。

　　上级要什么典型，组织什么报告团、演讲团，科长总是一古脑儿摊给上官江。

科长以自个有这样一袋子金果子为荣幸，为骄傲。

他很知道，人们在了解、记牢上官江的同时，也会了解、记得上官江的工作单位、顶头上司，即他这个科长。

这种既抬举别人又抬举自个的好行当，他是下心思要做而且要尽量大做的。

再讲他宣传科长本身又有职责推树好典型，配合全部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