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iddot;斯诺，也就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

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

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

的。

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

他们的兄弟姊妹现在仍同我

们在一起。

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

（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

这篇稿子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

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ldo;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

但如果一旦卷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

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

……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

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

&rdo;（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

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

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

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

中野好夫说：&ldo;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

也许是这样的。

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rdo;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ldo;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rdo;。

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ldo;军队社会病理学&rdo;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