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

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

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

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

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

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

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

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

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

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

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

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

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

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

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

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

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

）。

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

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

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

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

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

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

，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

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

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

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

，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

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

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

字。

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

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

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