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

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

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

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王来说，“效益”

就是一些消息而已。

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

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

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

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

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

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有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买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

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

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这是狡猾的例子——罗素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再滑也滑不过佞人。

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也没有被人看在眼里。

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是说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

要和林彪比滑头，大家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

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

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气质。

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

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板子刀子上撞。

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

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

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

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搞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的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

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

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