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找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比如她来日本多久啦，哪里人啊之类的。

她的回答总是简短到干涩。

“我是福建人。”

她把车停下，说，“我们到了。”

陈果跳下车和看门的老人说话。

而我则盯着门牌发呆。

怪不得她先前那一副表情，这门牌上有我能看得懂的汉字，日文里许多汉字的含义和中文不同，比如“手纸”

的意思是“信”

，但这几个字，就算全不通日语的人，也不会搞错含义。

“友和精神科病院”

。

在住宿如此紧张的灾区，仍能为我安排房间，原来不是x机构出了国门依然手眼通天，而是要我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

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难以接受的安排，但我对此倒是真无所谓。

一个居所而已，当记者这么多年，再艰苦的条件都经历过。

陈果把车开到院内停好，我们刚下车，一个中年人就小跑着过来。

他给我们两个递了名片，是这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叫山下雄治。

他带我们大概走了一圈，说希望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能住得习惯，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

我说这里看起来很舒服，只希望护士医生都能认得我，把我和住院病人区别对待就行。

山下雄治大笑，说一定。

当然，这些都是由陈果翻译的。

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分成好几个院落，我猜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开居住的。

山下把我们领到一个由两幢直角相连的二层楼房组成的院落，我的住处在一楼。

我们跟着他走进去，穿过一个有许多人的大厅——我想那都是病人。

他们有男有女，穿着便服，或坐着看书，或来回走动，或两三人聊天，见我们穿堂而过，也并不盯着看，和正常人无异。

穿着白服的医生则就在旁边看着，神态也都很放松。

“不要担心。”

山下说，“这里住着的病人，都是恢复得很好的，差不多快能出院了，应该不会打扰到你。”

房间有十二三平方米大小，放了单人床、床头柜、写字台和衣橱之后，还有不少空间，比国内的类似病房要宽敞许多，还带了个卫生间。

原本是有网络的，但现在网都断了，不知什么时候恢复。

如果我需要把稿件传回国内，可以去山下的办公室打印出来，然后发传真。

打电话则稍方便些，每一幢楼都会保证有一部电话是畅通的，这幢楼的电话在入口处服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