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堪称楷模，无论在纵横向领域内还是在纵横向之间，埃及人都达到了和谐的境地。

在横向领域内，埃及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外交上竟然劝动以前与之关系很不融洽的叙利亚政府同时发起进攻，从而使以色列不得不把部分后备部队派往戈兰高地，而不能把大部分后备部队派到西奈前线。

结果，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以军从5个满员的后备役坦克师中派了2个坦克师与叙军交战。

在横向领域内，埃及计划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成功地结合运用情报、宣传、欺骗等手段使预计的进攻达到了完全突然的效果，尽管埃及向运河地区集结部队和舟桥器材的行动是无法隐蔽的。

埃及的企图获得了成功，直到10月6日上午9时20分，埃及当天的进攻已经展开，以色列才作出动员的决定。

根据通常的理论，达成突然性的条件是传达真实信息的&ldo;信号&rdo;被&ldo;噪音&rdo;或者说被更多过时的、错误的、欺骗性的信息所掩盖。

这一理论的发展是强调审慎欺骗的重要性。

[注：见巴顿&iddot;惠利《代号巴巴罗萨》（1973年）。

]但其中可能还有更深刻的道理，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实施欺骗之所以能够骗人是因为有着强烈的自我欺骗的诱因。

以色列人在10月6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是能够而且确曾密切监视埃及人的兵力集结的，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来一直注视着德国的战争准备。

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很久就知道日本即将在某地发动进攻一样。

但以色列由于国内外的政治原因，[注：见巴尔托夫《护壁》第188-217页。

]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埃及的战争准备。

一旦允许敌人构成某种威胁，剩下的就只有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寻找合理的依据。

以色列人以为，萨达特又在虚张声势，就象他以前总是虚张声势一样。

这好比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某些要价（他是倾向于接受这些要价的）；又好比罗斯福政府清醒地估计，从政治角度看，战争必须由日本人首先发动才比较有利，（当然，没有料到日本人会袭击珍珠港）一样。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的自以为是的心理如此之强，以至连那些追溯起来再清晰不过的警报都不予重视。

然而，对任何突然袭击的理论都不应过分泻染。

如果真警报不因政治原因和自以为是心理而被忽略和隐瞒的话，就可以在事后轻易地变成假警报（尤其从战略的对立面逆转的直观来看）。

以1973年的10月战争为例，如果以色列在萨达特的办公室安插一个间谍或窃听器，提前几个星期就知道萨达特计划做什么，并且动员后备部队，向前线派遣两、三个师，萨达特就会取消他的进攻，10月6日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真警报就会变成假警报。

当然，等到下一次，突然袭击就可能会成功，因为以前它未曾搞成。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尽管以色列后备师的动员因突然袭击而延迟了，但埃及人仍需对付以色列的坦克和空中力量。

事实上，萨达特的部下相信，一旦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充分动员起来，即便动员延误，即便还有一部分被抽调到叙利亚方向，埃及人无力顶住以军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