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an3）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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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

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

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

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

正面为君士坦斯二世像。

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数年后又下令处死同胞兄弟狄奥多西，就此众叛亲离。

君士坦斯被暗杀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

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

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

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

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

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

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

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

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

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

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

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

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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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