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

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

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

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

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

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

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

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

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

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

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

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

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

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

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设：如果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条缝，如果这条缝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从而把藏经洞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

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欲熏心的破坏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点动摇。

以我们今日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中国境内的一切历史遗物，不管是露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做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做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安全的。

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中国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破坏中国文物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吸取了教训。

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流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业已整理出版，并且正陆续翻译成中文。

遥想当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希和在京的临时居处‐‐的匆忙身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书馆里埋头抄录的辛勤姿势，相比之下，中国今日的研究者的条件不知要好了多少倍。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中国学者共享了。

那么，我期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流，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日本或者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