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可说不可写，我写小说，有时就写出些汉语拼音来。

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

当然，说得出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

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

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

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

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

他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

用第二种方法也甚简便。

不幸他用了第三种方式。

我收到那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龟xx疼”

，就照记下来。

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部位上。

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

经过核实原始凭据，发现他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

，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

以致我除了认做龟xx疼，别无他法。

其实呢，假如他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龟xx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

要紧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

假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

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

屁股疼就说屁股疼，不要写电布疼。

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神圣的。

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

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

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

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

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

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

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

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

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

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

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

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

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