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

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ldo;攻其不备&rdo;之感。

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

我们一没有&ldo;攻&rdo;，二没有争，只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

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

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ldo;弘扬&rdo;，也包含着&ldo;发扬&rdo;。

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

我在上面所说的&ldo;这一套&rdo;就是在国外学到的。

我在国内时，对&ldo;这一套&rdo;就有兴趣。

但苦无机会。

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

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

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

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

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

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ldo;永恒的大学生&rdo;。

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ldo;毕业&rdo;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

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

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

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

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

最后教授认为你&ldo;孺子可教&rdo;，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收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过教授过目。

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