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身穿军服，军医误以为我是前线受伤的医护兵，给我检查、做了手术。

我挨了两枪，两枪都打在要害处，头上一枪从后脑勺下方打进去，从上唇处钻出来，居然未曾伤及脑部。

另一枪打中胸部，从背部打进去，胸口钻出来，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

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一枪足以毙命，我身中双弹居然没死。

三天后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医务船上，作为一批重伤员中的一个，被这条船从厦门送往台北。

我死而复生，再一次重演我们钱家一再发生的故事。

我如母亲所坚信，果真去了父亲的家乡台湾，却不是按颜哥的安排，是用自己的方式。

半年后伤愈，我假托头部重伤意识受损，隐姓埋名留在那所军医院当护理人员。

一年多后有个年轻军官因胃出血住院到了我们病房，将临出院之际，有一天我给他例行量体温，他突然提出要把部队番号给我，让我跟他联系。

我当他是开玩笑，随手给了他一张纸。

他取出钢笔，果然是开玩笑，不在纸上写字，翻过左掌，把番号写在他自己的掌心里。

&ldo;保证护士小姐一眼就能记住。

&rdo;他说。

他把手掌捏成拳头，在我眼前张开，我当即大惊。

&ldo;别做声。

&rdo;他小声道，&ldo;回见。

&rdo;

他的掌心里并无部队番号，写的是两个字：&ldo;觉醒&rdo;。

我知道这两个字的特别来历和意思。

当初大舅曾把一枚刻着同样汉字的小印章送到厦门，是我把那枚印章从家里送到游击队交给三哥。

年轻军官出院。

几天后一个黄昏，他到医院大门外等我下班，我们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散步，聊天，坐在小池塘边的长椅上吃饼干，像一对恋人一样。

事实上谈情说爱纯属假象，我们做的是另外的事情。

这位年轻军官是自己人，接上级指令在台湾寻找我的下落。

厦门解放后，上级核实孙力小组情况，发觉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我已牺牲，因此设法寻找，任务交给这位台湾同志。

年轻军官是台中人，他所属的地下组织早在日据时期就存在于岛内，后来隐蔽，直到大陆解放前夕才与上级恢复联系。

&ldo;是我父亲那一批人吗？&rdo;我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