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

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

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

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

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郑也夫先生的《代价论》在哈佛燕京丛书里出版了，书在手边放了很长时间都没顾上看——我以为如果没有精力就读一本书，那是对作者的不敬。

最近细看了一下，觉得也夫先生文笔流畅，书也读得很多，文献准备得比较充分。

就书论书，应该说是本很好的书；但就书中包含的思想而论，又觉得颇为抵触。

说来也怪，我太太是社会学家，我本人也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但我对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越来越觉得隔膜。

这本书的主旨，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广，还提出一个哲理：任何一种社会伦理都必须付出代价，做什么事都要把代价考虑在内等等。

这些想法是不错的，但我总觉有些问题当作技术问题看比当原则问题更恰当些。

当你追求一种有利效果时，有若干不利的影响随之产生，这在工程上最常见不过，有很多描述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数学工具——换言之，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弃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则，但这些原则有多大用处就很难说了。

中庸的思想放在一个只凭感觉做事的古代人脑子里会有用——比方说他要蒸馒头，记住中庸二字，就不会使馒头发酸或者碱大。

但近代的化工技师就不需要记住中庸的原则，他要做的是测一下ph值，再用天平去称量苏打的份量。

总而言之，我不以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处，当然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种偏见。

我听到社会学家说过，西方人发明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今后我们要用中国人发明的整合方法作研究；又听到女权主义者说，男人发明的理性的方法过时了，我们要用感性的方法作研究。

但我总以为，作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

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

“乌托邦”

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

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

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

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

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

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

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

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

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

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

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带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

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