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

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妇还有倪匡。

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

他一定管我一场好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

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

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

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

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

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点点自由。”

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

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

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息的，却为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