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戈尔巴乔夫来到我的病榻前。

他肩负着一个不愉快的使命来见我：必须得到我个人同意，让我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

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1990年12月初我就告诉他，在代表大会之后我要退休。

我无法同意他的许多有关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观点，它们将最终断送苏联。

现在，我在病房里再次向戈尔巴乔夫重申我将退休，和一个多月前表示的一样。

我向他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不是现在交权，而是大约10大以后，当我出院的时候。

我寄希望于那时我能够摆脱病魔的纠缠。

我天真地以为，解除一位身卧床榻的病人的职务，总统会觉得有所不便，而且我也不至于应该受到这种对待。

第二个请求是，在我恢复健康后，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当然不在政府里，免得我闲待着没事干。

戈尔巴乔夫答应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此告别。

星期一即1月14日的白天，护士们无意中说漏了嘴，说是已经任命我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巴甫洛夫为全苏政府首脑，但此前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ldo;完成了&rdo;我的第一个请求。

第二个请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给我安排任何新工作，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

结果在过去一个副手那里找了个工作。

所以，1月12日和14日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的日子。

但是1月13日更为重要，那天发生了好多事件，最终推动立陶宛然后是其他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有关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的事件，出版过好多书，发表过好多研究著作。

对各方行动的分析已经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

但是，当我阅读了大量出版物之后，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任何一方也没有说出事实真相。

因为，给任何重大事件写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这样干？以我的观点，这既是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需要，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需要，还有第三方‐西方政客和他们特工部门的需要。

立陶宛的新领导对此的利益攸关之处究竟在哪里？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决议之后，他们的行为变得无理而蛮横。

他们对于国家总统向他们提出的呼吁、总统的指令、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加理睬，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