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找他摆一摆。”

我说。

“去不得！

去不得！”

母亲吓得缩颈摆手，不时瞟着窗外，害怕有人偷听。

窗外一片墨黑，纵然有人站在那里偷听，也不可能被她看见。

这是她老人家的习惯性反应。

我想笑她，却又笑不出来。

母亲由于规矩守法，勤劳家务，严束子女，早在1956年就被摘掉了地主帽子，给予公民权利。

1957年我出事以后，她也被牵连地重新戴上帽子，予以监督管制。

她是钟鼓楼的麻雀，吓破了胆。

如今我又成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于她的处境显然更不利了。

为她老人家也为我自己考虑，我应该谨慎些才是。

“那我就不去找他摆吧，”

我说。

母亲这才放心了，微露笑意，两肘搁在桌上，灯下看我吃饭。

这也是一种幸福，在她。

六弟余勋镒是我的堂弟，同我共一个祖父。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亲兄弟。

槐树街余家的勋字辈男丁，按大排行，我是老九，余勋镒是老十六。

十字碍口，简呼他为六弟。

六弟小我四岁，高头大马，爱说爱笑，在本镇运输队拉架架车。

早在解放初期，他就离家参军去了。

在部队里，先是学医，后是做医务工作。

其间详细情形，已不可考。

他的双亲先后病死在三年饥馑时期，其状甚惨。

他的父亲，我呼幺爹，解放前抽鸦片，当过保长。

这对六弟在部队里的前途显然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未能入党。

双亲去世以后，他从部队转业回家，在本镇某医院当医生，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为妻，生活还过得去。

后来在工作上不小心，出了医疗事故，被贬到运输队去技车。

生活困窘，导致他的妻子回了娘家，形同离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