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rdo;

如此等等，周而复始。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iddot;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ldo;是一本反战作品吗？&rdo;

&ldo;我想是的。

&rdo;我说。

&ldo;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rdo;

&ldo;不知道。

你说啥，哈里森&iddot;斯塔尔？&rdo;

&ldo;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rdo;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

我也这样想。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

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iddot;弗&iddot;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

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

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

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

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

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

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

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

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

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ldo;听我讲‐‐&rdo;我说，&ldo;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