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和周立宇正聊得尽兴，从儿时下沟抓螃蟹，到长大惜命地不敢坐过山车。

在这期间，周立宇告诉我他确定了以后自己要考研，要考s大，陪我上一年的学。

周立宇是一个执拗又傻乎乎的人，被他这一说，我心里还感动了不少。

他看到我房里堆满了葛晴寄来的东西，问我，有没有想他们。

我从未刻意地去思念过某人，脑海里的画面总是不经意间地涌现出来，有时是在夜深人静，有时是在上课发呆，有时就只是在一呼一吸里。

思念时我的脑子会像一张巨大的网兜，不愿放过回忆里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周立宇问我的那一刻，我定是不想念他们的。

然而在过一会的梦里，我与许多人欢笑的画面就会伴随着东方既白一起在脑海里显现出来。

伦敦下午四点，我终于梦醒，在床上像虫子一样挪动了一会，才终于够到了不知何时掉到地上的手机。

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头像和昵称在伦敦的下午拨了五通电话给我，我一个都没接到。

这个号码自我来英国之后就未曾在我手机屏幕里闪烁过，有那么好些个瞬间，我觉得他这一年都不会找我，甚至更久。

再拨过去的时候，原以为他已经睡了，结果铃都没响两声，就被接通了。

“喂，爸，有什么事吗？”

“喂，大晓。”

他的声音像是被沙土掩埋了许久，我从未听到过他如此沙哑又艰难的发声。

“爸爸最近生病了。”

他说。

我回想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在我面前自称过爸爸了。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是上辈子的情人。

可到了我这，却成了冬天里的短袖，夏天里的羽绒服，我和他怕是上辈子的过错缘分。

我问他怎么了，最近有没有好点。

在等了一段很长的空白后，他才回我不碍事的，跟我说我已经好很多了。

我都不知道我是该信还是不该信。

我脑子里没有任何应对这种话的办法，手指不自觉地点到聊天界面，连打字也变得生疏起来。

又是一段很长的空白，我说：“照顾好自己。”

如此客套的话，准是没良心的人。

很快，他问我：“还在生爸爸气吗？大晓。”

原来这句话才是这通电话的主旋律。

我的语气很平，说道：“谈不上生气，毕竟我们谁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