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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
“中央文革”
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
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
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
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挣来的。
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
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这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
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
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还帮助父亲检查刻蜡板,多印几份,早一些解决问题。
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
母亲就用一块竹片削好,在蜡纸上刮,印出检查……母亲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几乎耳聋。
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文革”
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上千万干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立了。
父亲没有作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
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多了一种幸运。
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能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
以后。
“文革”
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
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件奇观。
因为父亲受审查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
自己又不愿做司令,拉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组一个战斗队,做一个袖章戴戴。
那时戴上这种袖章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
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
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改革开放
直到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
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
。
“文革”
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