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杀人犯‐‐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很痛苦，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没想到最后不仅没能赎罪，竟然变成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了惠美理的死亡。

惠美理的妈妈继续说：&ldo;我绝不会原谅你们。

在诉讼时效内，你们必须找出凶手!否则，就必须赎罪，直到我满意为止。

如果做不到，我会向你们复仇。

我拥有的金钱和权利超过你们的父母好几倍，我一定要让你们受到比惠美理更惨的惩罚，只有身为惠美理的妈妈的我才有这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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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个罪犯，惠美理的妈妈似乎更可怕。

对不起，我记得那个男人的长相。

如果当时这么说了，也许如今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旧事重提。

可惜的是我当时真的忘了那个男人的长相，本来那人的特征就不是很明显，而且长期以来我一直暗示自己&ldo;不记得&rdo;，三年时间足够淡忘了。

给四个孩子留下重大约定的第二天，惠美理的妈妈离开了小镇。

不知其他孩子作何感想，一直以来，我都在拼命想不被报复的办法。

不可能抓到罪犯，所以我选择后者，即可以得到惠美理的妈妈认可的赎罪行动。

至此，我想大家已经能明白为什么胆小的我敢于扑向手持利刃的嫌疑人了，只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田边老师没有过这种经历，就这么简单。

正是由于这点不同，我被视为英雄，而田边老师受到谴责。

那么，是田边老师的过错吗?

嫌疑人是翻过隔开橘园和游泳馆的铁栅栏闯进来的。

整天说防范对策，可是哪个学校设有监狱般的高墙呢?我们国家是不是富裕得可以在公立学校配置不留任何死角的监控镜头呢?此外，各位有没有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意识到社会治安已经恶化到有必要安装类似设备的程度呢?

谎称有病、擅自离岗的治安巡逻员，有什么权利谴责田边老师?各位的谴责似乎是把自己平时的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

我接到过向学校提出抗议的电话，我和田边老师住在同一栋单身楼，所以也看到过贴在他门上的诽谤传单，上面有很多措辞不堪入耳，难道这些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看吗?我曾经在深根半夜听到过田边房间的电话、手机响个不停，还听到过电话、手机被摔到墙上的声音，也曾经看到他放在停车场的汽车挡风玻璃被打破。

各位也应该知道，正因如此，现在田边老师的精神状态已经令他不适合站在各位面前。

田边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是因为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可怕的记忆而愤怒的话，各位为什么不谴责那个嫌疑人呢?就因为那个人三十五岁、无业，并且有过看心理医生的经历，还是因为他是本地权倾一方的议员的儿子呢?或者仅仅因为谴责田边老师更容易呢?

连身为同事的我都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大家可以想象他的未婚妻会有怎样的感受。

正如各位所知，田边老师毕业于国立大学，高高的个子，长相帅气，体育运动全能，非常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甚至老师家访的时候，有的孩子的妈妈会毫不避讳地说：&ldo;要是田边老师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