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许绍航并不是那天晚上分手的。

在我告诉许绍航自己破产的第二天，那是一个深冬的早上，母亲和小姨一道出现在我家楼下，然后短短一个小时，我和我的所有衣物便被带离了重庆，带离了这个属于我和许绍航的小家。

我记得离开的时候，我在母亲上车后又折返回去，和许绍航匆匆地拥抱了一下。

那个拥抱很轻，像羽毛似的，在空中轻轻一碰，再分离，带不走一点点温度和痕迹。

但那时我就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拥抱。

破产之后的日子很不好过。

银行的债务，亲人的指责和担忧，还有没偿还完的高利贷如狼似虎地咬在身后。

家里没有办法帮我填补漏洞，层出不穷的催债威胁让我害怕又抗拒，于是开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我偷偷进行了网络面试，准备买机票去东南亚，结果被母亲发现，干脆将我送去山里藏在居住在乡下的外公外婆家。

外公外婆年纪大了，对这些事不甚清楚，只知道外孙女受了苦，很是心疼。

我就在这里自暴自弃，浑浑噩噩地呆到了年末。

我忘了是多久开始不跟许绍航联系的。

可能回家开始就不怎么联系，也可能是我情绪太差太愧疚，不愿意这种时候和他倾诉，渐渐联系就少了。

直到除夕那天晚上，表妹忽然问我是不是分手了的时候，我才恍然发现我和许绍航好久没有说过话了。

我坐在院里老旧的火炭盆旁，沉默地盯着手机屏幕，许绍航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两周前，他说准备把我们的猫寄养给陈霓，然后辞职回内蒙的消息上。

手指反复地输入着，一句“新年快乐”

打了又删，删了又打，始终都没发出去。

以为快没有的心肺好像塌了一块，风从坍塌的缝隙灌进来，呼啦啦地，钻心的冷，却残忍地怎么都不停歇。

许绍航的消息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过来，他发了一个红包给我，上面写着新年快乐。

视线开始模糊不清，我呆愣地盯着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新年红包，然后猛地眨了眨眼，背过身看向远处漆黑一片的夜色。

新年快乐。

我也回了这一句。

债务是从春节后开始处理的，母亲让我写了借条，然后拿出了仅有的积蓄和亲人们一起帮我偿还掉最紧急的部分，又通过协商和银行达成了长期还款的协议。

这花费了好一些功夫，一直交涉到二月末才总算将事件平息下来。

这段时间，我时不时地会给许绍航发一些消息，通常都是些无关痛痒的，类似今天吃了什么的废话，再在里面夹杂一些债务慢慢开始处理的信息。

许绍航总是回得很快，偶尔也会关心地问问我的近况，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只能短暂说几句，然后谁都不再开始下一句。

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一次电话，好像彼此的声音已经不该出现了。

叁月初，母亲辗转联系到一位远房亲戚，是位在建筑设计项目上颇有建树的阿姨。

我在母亲的帮助下，加入了阿姨的个人工作室，准备捡起专业知识，重新开始。

阿姨的工作室在成都，我搬来成都的那天天气很好，房子租在一个有些年头的职工小区里，从阳台往下望能看到好几颗盛放的樱花树，樱花团团锦簇，在阳光下像浮动的红云，把春光渲染得鲜明，让人生出重头再来的勇气。

母亲陪我一起买了新的电脑桌，又添置了各类生活用品，临走时语重心长地拉着我的手，说：“慢慢来，脚踏实地的。”

我看着母亲有些浑浊的眼睛，才发现她鬓角的白发又多了一些，喉咙忽然哽了一下，心底涌出一股想要抱抱她的冲动，但身体却一动不动地，最终也只是低声应一句。

“注意身体健康。”

母亲最后说，然后上车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