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的这份全国通电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我只是希望我的这份通电可以让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和校长站在统一战线之上，我信任校长，校长的个性之坚强，在世界领导人之中也是罕见，若是没有校长，当时国民党党内没有一个人可以领导中国抗战八年，校长的个性就是你若是欺负他，他绝不认输，怎么打也不认输，一直到死。

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又差一点儿从重庆到了西康，但是校长始终没有认输过，无论在什么时候，打了胜仗也好，打了败仗也罢，校长从来都没有认输过；这样坚强的性格放在领导中国抗战八年这样的大事件之上，是再适合不过了，在那个时代，校长个人的性格缔造了中华民国的性格，坚持到底，绝不服输，遂有八年抗战之举世壮举。

我愿意相信校长不会答应这个无理的无耻的要求，可是国府内部可不是团结一心上下一致的，希望我死的人很多，希望校长死的人更多，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什么，我不知道；何应钦那些人会做出什么，我也不知道，校长一定也很痛苦吧……

我不希望给校长带来更多的痛苦，但是我也不希望给国家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个苦难不断的国家在历经了七年抗战的折磨之后，已经快要耗尽最后一丝元气了，用山穷水尽来形容不足为过，抗战之前国府的十年准备成果早已化为乌有，与德国的方方面面的军事经济合作成果也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已经用尽了全力，用尽了这个十八世纪的国家的全部力量。

这是最后的折磨了，最后的磨难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或许就在校长的一念之间，或许，就在整个国家的一念之间。

校长的电报来了，严厉的斥责我这样不负责任的举动，严厉的斥责我作为国府大将这样欠考虑的举动，严厉的指责我不爱惜生命留待有用之躯为国征战的愚蠢行为，严厉的指责我不相信校长抗战意志的可恶思想，最后，校长添了一句，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情况，绝不会做出损害国家民族尊严之举动！

我笑了，我朝天开了两枪，把屋外紧张万分的众人吓得大声吼叫冲入屋内，却看见我对着一张纸泪流满面，我说道：“先前的全部准备全部作废，我还是一百兵团的司令，我将继续领导一百兵团和倭寇做殊死搏斗！

你们都去打仗！

三天之内拿下腾冲！

告诉孙立人，三天之内拿下松山，全歼五十六师团，全军北返，还有，把史迪威给我看牢了，这一回，我们可就不再是盟国了！

他是囚犯！

不是你们的参谋长！

听清楚了！”

全体将士先是一愣，而后爆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激动的流泪者不计其数……

校长应该已经决定对美国人说不了，近代以来，我们总是在不停地答应欧美列强的要求，不停地答应，不停地允诺，把自己放在一个极低的位置上，曾经的天朝上国变成了一个地理名词，我很是痛惜这种情况，国家不是软弱，实在是国力衰弱，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谁会看得起你？国际政治是现实无比的，国际上没有公理正义存在，存在的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国际政治说白了就是国际利益纠纷，每一个国家都想在国际上占据一个好的位置，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无，无论是何种理由何种接口，都逃脱不开利益的纠纷，中国国力衰弱，所以没有参与瓜分世界利益的权力，只有被瓜分的份儿，幸好中国国土够大，人数众多，就算是八个国家也没有办法把中国分割，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也还是中国人。

一直到了民国成立以来，数不尽的仁人志士的鲜血，从先总理和宋教仁先生开始，一直到校长，都是为了国家的民主独立富强而奋斗的没有他们的奋斗，就没有中华民国的今天，我们收复了数之不尽的租界曾经被我们失去的租界和领土，还有权利，我们都纷纷的夺回来了，我们国家已经渐渐的获得了相对应的国力，和德国的合作，使得我们建立完成了最低限度对抗倭寇的军事基础。

十年建设，使得我们获得了最低限度对抗倭寇的经济基础，民国以来数十年的教育，使得我们获得了和倭寇对抗的最低限度的精神基础，我们都已经达到了最低限度的准备，加上校长个人的坚强性格，我们最终扛住了倭寇的进攻，为国家与民族的兴盛和希望争取到了一份通向未来的火车票，我们扛过去了，我们就是能够傲立世界的强大国家，我们培养出来的数之不尽的各个领域的大量人才，他们会成为国家发展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真的已经做了太多太多，我们有北大，有清华，有复旦，有南开，有许许多多的莘莘学子正在为国家的明天和未来努力读书。

我们还有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蔡元培先生，金岳霖先生，刘文典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马寅初先生，梁漱溟先生，辜鸿铭先生，林语堂先生，这些数之不尽的各个方面的大师，无论是文学方面的，数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科学方面的，我们都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就差一个安定的环境让这些人才们发挥属于他们自己的能力，为他们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准备好吃的喝的，就等着他们带领民族走向辉煌的未来！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了走向明天的准备，现在的山穷水尽，是为了明天的富强而付出的代价，走出了绝望的我们，必将迎来辉煌。

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校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保证了教育的支出，抗战以来，教育支出只仅次于军费支出的第二大支出，无论国家处于何种危难的情况下，第一个重视的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迁徙最先迁徙的就是学生和老师，吃的最好的待遇最高的除了军中大将国府大员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才能出现那样多的人才，那样多的精英。

战争爆发后，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百分之九十的高级知识份子、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级知识份子和三十七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