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ldo;统众入关&rdo;，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ldo;冲冠一怒为红颜&rdo;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ldo;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

&rdo;义正辞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自己也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作《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ldo;冲冠一怒&rdo;，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

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太按照实际去写。

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稍后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只言片语吴三桂降闯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ldo;小说家言&rdo;。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只讲吴三桂对李自成&ldo;欲降&rdo;，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ldo;三藩之乱&rdo;后的康熙时期。

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ldo;大jian大恶&rdo;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ldo;委身从贼&rdo;，目的完全是政治宣传。

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惟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见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降过：&ldo;（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rdo;

也正是&ldo;三藩之乱&rdo;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此人人品确实很差，众口铄金，《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的，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

成王败寇，吴三桂为人，日复一日，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

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顾及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这种仁义之举，倒真正拖慢了吴三桂一军的步伐。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像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

而且，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无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时间内，吴三桂在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徘徊逡巡，开始进行了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从感情上讲，从民族情绪上讲，吴三桂投靠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又能&ldo;父子封侯&rdo;，自然是上佳选择。

确实，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

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为明王朝血拼。

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遁，崇祯帝也未加以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

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廷新旧交迭之际发动进攻。

纵使日后清军重军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但是，一俟明朝社稷无主，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冷静下来思考，确实一时难以定断。

向从来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未有血怨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