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

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

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

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

。

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

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

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

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

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

屈服。

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

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

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

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

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

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

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对他心存顾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两江总督位子给他。

直到咸丰十年（1860），清廷用来围困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已经到了无兵可战、无饷可发的绝境，咸丰皇帝才被迫让步，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人大臣身上。

他这一生中，最不能放心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他的弟弟奕?，第二个便是曾国藩。

要说不放心的程度，曾国藩尚排在奕?之上。

可是皇帝现在却要倚靠一个他最不能放心的人来挽救清朝统治，这实在是历史绝大的讽刺。

咸丰十年（1860），在御前大臣肃顺（清朝宗室，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的倾力推荐下，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好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这座中外驰名、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

付之一炬。

圆明园的命运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

最美好的东西，却被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在战乱岁月，中国的人和物的命运常常如此。

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外国强盗们将圆明园烧成残垣断壁的时候，在中原腹地两江，号称大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却正在倾尽全力围剿太平天国。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五年。

这期间，湘军已经攻破天京，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

他随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调去围剿捻军，由李鸿章接替他做了两江总督。

不过，李鸿章两江总督的位子还没坐热，曾国藩因围剿捻军无功，被免去钦差大臣职务，改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又重新回来做了两江总督。

［“捻”

本为淮北方言，意为一股、一伙。

捻子（又称捻党）则为明末清初兴起于淮河流域的一个秘密民间组织，后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成员主要为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盐贩、渔贩、游民等。

一股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称为一捻，首领称为“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