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对着我。

其他律师也似乎感到困惑，当时我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

这些人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地位的同事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的普通人而感到难过。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前从来没有很好地领会过，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被告所面对的几种可能。

我在压迫者的法庭上是正义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

我此时此刻认识到，即使是在敌人的堡垒内也能进行战斗。

当我被问及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声明我将自己为自己辩护，而请乔&iddot;斯洛沃做法律顾问。

通过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将提高自己的形象。

我要把对我的审判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

我并不打算为自己作过多的辩护，而是想方设法把政府推上法庭。

那天，我仅仅回答了有关我的名字和选择律师方面的提问，我默默地听着对我的指控：鼓动非洲人罢工，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

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这种&ldo;罪行&rdo;可以判处长达十年的监禁。

这种指控并不算严厉：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与民族长矛军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我将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叛国罪或破坏罪。

当我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见温妮坐在旁听席上。

她面色悲凉、忧伤；毫无疑问，她正在考虑今后的艰难岁月，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在一个常常是艰难的、什么东西都经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抚养两个孩子。

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回事，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当我沿台阶步入地下室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笑容。

似乎告诉她我并不担心，因此她也不必担心。

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会不会给她带来帮助。

我即将被从法庭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

当我从法院走出来并进入密封的囚车的时候，数百名群众欢呼和高喊&ldo;aandla！

&rdo;然后就是&ldo;ngawethu！

&rdo;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喊的应答式口号，前一句意思是&ldo;政权！

&rdo;然后以&rdo;属于我们！

&rdo;呼应。

群众高声喊叫着、歌唱着。

当囚车缓缓驶出法院出口的时候，他们的拳头纷纷击打在囚车上。

我被捕和被审判的消息被刊登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条是&ldo;警察突然袭击，结束两年的追捕&rdo;；另一条是&ldo;纳尔逊&iddot;曼德拉被捕&rdo;。

从此，所谓的黑色海绿花不再消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