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们的其梅副政委和李觉参谋长是很辛苦的，他们和先遣部队一样，经受了高原地区缺氧、气候恶劣和缺粮断炊的艰苦磨炼，同时还肩负着指挥部队完成先遣重任，亲自参与做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

从康定起，部队就开始接触藏族人民，他们每到一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

当时康区的藏族上层人士夏格刀登、降央伯姆，邦达多吉等人，能够积极支援我们部队，接受我们的政策，是和其梅、李觉等同志的耐心细致做工作分不开的。

先遣部队取得的显著成绩，是我进藏部队进入藏区后，在政治上打的第一个漂亮战役。

它从实践中检验了我们部队的军政素质，锻炼了干部、战士执行政策纪律的自觉性和适应高原地区生活、工作、战斗的能力。

我不禁回想起邓小平政委曾对我们说：&ldo;到西藏去，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rdo;这指示，是何等的形象、生动、深刻和正确！

四

众所周知：对于西藏的解放，中央考虑到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是力主通过和平的方式，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为此，中央通过电台广播、驻外使馆等渠道，呼吁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事宜。

我进藏部队先遣部队，也一再向藏军高级军官致函，希望他们以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重，接受中央的和平主张。

与此同时，中央还特别派遣了格达活佛，夏日仓活佛等爱国藏族上层人士，进藏劝和。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中，一小部分亲帝分裂势力却置中央的诚意与宽容不顾。

他们自恃有帝国主义和某些外国反动势力的撑腰，妄图以武力阻止我军和平进军西藏。

这样，兵戎相见，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中央命令我们向昌都进军，以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1950年9月5日，国华军长率我们军直大部，由新津进至甘孜，与其梅、李觉领导的军前指会合，准备挥师西渡金沙江，与气焰嚣张的藏军作一较量。

当时的态势是：西藏地方当局，已将其藏军10个代本（一代本相当一小团）约4500人，以及僧兵民兵3500余人，部署于昌娜、金沙江一线，妄图与我对抗。

9月11日，我军向西南军区报告实施昌都战役之作战方案，准备以我军之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及师直炮兵连，军直之侦察、炮兵、工兵营及五十四师之炮兵连，在青海之骑兵支队及云南十四军的一个团，支司一个工兵团的配合下，组成战役的南、北两个集团，西进合击藏军。

那时公路只通车到甘孜，从甘孜到昌都尚有千余里路程的物资运输，完全要依靠耗牛驮运来解决。

集中如此众多的作战部队，解决相当数量的粮秣、弹药等作战物资的运输，绝非一桩小事，至少也需万头以上牦牛。

军党委遵照&ldo;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rdo;这一原则，决定由我负责抓运输工作。

一个政治部主任分管运输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西藏的一个特殊情况。

那时西康省的藏区，其社会仍属封建农奴制度。

土地、牛羊、农奴，完全控制在土司头人手中，如果他们不同意，你是根本弄不到一头牛的。

要做好土司头人的工作，唯靠我们的政策，靠我们的统战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这政治部主任去抓运输工作，倒是完全务正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