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

自从民族主义掘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ldo;神圣&rdo;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

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也曾是建立帝国的途径。

这种地理资产在帝国控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

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民族主义与领土占有之间的联系的两个最极端的例子。

建立&ldo;千年帝国&rdo;的目标远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所有讲德语的各国人民，它还包括控制乌克兰&ldo;大粮仓&rdo;和其他斯拉夫国家，让那里的人民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

日本人也同样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

同样，俄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同领土的占有等同起来。

甚至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仍坚持认为必须继续控制车臣人。

后者不是俄罗斯人，但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他们居住的地区通过。

俄国的理由是：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

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

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

但对于多数民族国家来说，领土占有问题的重要性近来已有所下降。

虽然领土争端仍是决定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争端更多地表现为据说被剥夺了加入&ldo;祖国&rdo;的权利的民族兄弟对不能实行自决的不满，或少数民族由于他们所称的受到邻居的粗暴对待而产生的怨恨，而不是一种通过领土扩张提高民族地位的要求。

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精英越来越认识到，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

经济才能及其向技术发明的转换也可以是一种判断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日本是个极好的例子。

尽管如此，地理位置往往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近期优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