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ldo;优点&rdo;。

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ldo;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rdo;他正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ldo;恩师&rdo;;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

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

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

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

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

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

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互通音信。

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

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

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

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ldo;革命&rdo;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

常言道：&ldo;众人拾柴火焰高。

&rdo;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绝无半点勉强。

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

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ldo;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rdo;西方人说：&ldo;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

&rdo;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ldo;原罪&rdo;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ldo;老九&rdo;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ldo;两渚崖之间，不辩牛马&rdo;。

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

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ldo;觉今是而昨非&rdo;，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

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

这是一场缺席批判。

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

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

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

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ldo;箭垛&rdo;，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

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

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ldo;竹篮子打水一场空&rdo;，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