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年，教王停止耶稣会士的在华工作，中国教禁亦日严一日。

一七四六年乾隆有不准福建、广东行教开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

自后三十余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惩治者，时有所闻。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与反教者之常将天主教与白莲教并举，不无关系。

嘉庆年间，教士不敢多所活动。

一八0五年有两名在宫内供职的教士，私绘直隶、山东地图，交人带往广东，拟送罗马，中途截获。

诏以其居心叵测，将一干人犯发往伊犁，西洋堂总管治罪。

一八一一年，对于在京当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随，余俱令回国。

一八一四至一八二0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别在成都、长沙、武昌正法，株连的中国教徒更多。

乾隆留用教士，以工于绘画的意大利人郎世宁（josephcastiglione）为最知名，次为艾启蒙（ignatisichelbarth）、王致诚（jdenisattiret）。

乾隆自负的武功，多由他们绘成战图。

圆明园内的西式建筑，亦系郎世宁设计。

园内有钟房，自鸣钟多至四千余座，由西洋人担任修理。

对于西乐他同具兴趣，所以亦有懂得音乐的教士出入宫中。

有人说明代晚期，耶稣会士被视为顾问，康熙时以学者、客卿相待，乾隆时则有如仆佣。

在不违背道统、治统的原则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献所长的雅量。

雍正虽然禁教，仍承认西洋历法之精。

乾隆所爱的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学。

嘉庆时教士的地位更为低落，几不易存身。

道光时（一八三八）钦天监内的西人，为之绝迹。

西洋教士初以学术、技艺而为朝廷缙绅所重；雍正后，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

同时文字之狱复日加残酷；纵使利玛窦复生，亦无以施其技，徐光启再世，亦不敢从其游。

《四库全书》虽收有西士译述，而每有微词，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制作为&ot;夸诈迂怪，为异端之尤&ot;，&ot;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ot;。

异端异学自不宜沾染。

大儒如戴震有算学和制作智慧，而不克多所发挥；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承其家学，喜研数理，因恐涉&ot;奇技淫巧之嫌&ot;，不敢公开讲求。

其他&ot;嗜奇之士，类多委诸例禁，置不敢言&ot;。

禁教并未禁止通商，广州的互市，继续进行。

商人志在谋利，难望与文化发展相联系。

十八世纪以来，百余年间，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科学、技艺的进步，思想、社会、政治的演进，空前所无。

中国固步自封，孤陋寡闻，依然故我。

彼此观念距离极远，利害更相径庭，根本关键由于双方欠缺了解。

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

一、广州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