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帝国的统治者要的也只是这一条底线。

对于他们来说，是用&ot;法&ot;来治国，还是用&ot;礼&ot;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ot;圣君之实用也&ot;，只看哪个用得顺手。

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

因为&ot;礼&ot;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

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

帝国的要求原本不高，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

只要官员都能忠君爱民，百姓都能安分守己，也就天下太平，何用许多？

于是，正如周公旦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

在汉以及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那里，&ot;德治&ot;实际上被规定为&ot;君君、臣臣、父父、子子&ot;的等级制度，规定为&ot;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ot;的伦理规范。

这些等级和规范后来就成为历代立法的依据，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说，是&ot;以道德代法制&ot;；而且在我看来，还是&ot;以伦理代道德&ot;。

所以，正如帝国之法非法，帝国之德也无德。

帝国的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规矩，也叫法度、法纪。

帝国的道德也不是道德，而是伦理，也叫伦常、纲常。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帝国的制度是&ot;伦理治国&ot;。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

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

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ot;非典型暴力&ot;。

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仿佛整个帝国都变成了&ot;爱的乐园&ot;。

然而统治者自己却心里有数。

汉宣帝刘询就曾对他的儿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说：&ot;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ot;这才是真话。

原来，他们那个道德，是专门对付臣民的，自己却可以不讲，或者想讲的时候讲，不想讲的时候不讲。

即便讲&ot;王道&ot;，也不过遮人耳目，骨子里还是&ot;霸道&ot;，充其量在讲&ot;王道&ot;时是&ot;善霸&ot;而已。

与之相对应，地方上那些强权人物就叫&ot;恶霸&ot;，亦即&ot;地头蛇&ot;。

上有&ot;善霸&ot;，下有&ot;恶霸&ot;；上有&ot;真龙天子&ot;，下有&ot;地头蛇&ot;。

所谓&ot;王道乐土&ot;，如此而已。

法治非法，德治不德，礼治自欺欺人，人治昙花一现，这才是帝国的真实状况。

问题是，何以如此？

第三章伦理治国三家天下与泛伦理

还是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过，原始氏族是依靠纯朴道德（德）和风俗习惯（礼）来管理社会的，这就是广泛意义上的&ot;德治&ot;和&ot;礼治&ot;。

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氏族社会的建立，依靠的是血缘关系。

在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是远亲，就是近邻。

将他们维系起来的，只能是情感和道德，以及体现了情感和道德的礼仪，包括各种约定俗成、带有宗教、巫术和艺术色彩的习俗，而不可能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法律。

因此，一个民族在进人国家时代以后，是改弦更张实行法治，还是一如既往实行德治和礼治，取决于他们如何将氏族转变为国家。

或者说，就看他怎样对待氏族制度。

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希腊人是&ot;炸毁&ot;了氏族制度的，而&ot;炸毁&ot;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则是&ot;摧毁&ot;血缘关系。

这倒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由于土壤贫膺，无法务农，他们不得不选择经商，不得不离乡背井，甚至远涉重洋，到异地落脚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