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十一年，应该是洪涛登基之后收获最丰的年份。

经过十二年的不辍耕耘，大明从内到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且进入了收获期。

在朝堂上，景阳皇帝的权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已经无人能左右。

用翰林院侍读的话讲，基本快与成祖齐平，略逊于太祖。

在外部形势上也处于一百多年来最强盛的时期。

通过战争和互榷的方式，稳定了北方与蒙古各部以及辽东女真的关系，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和平相处，短时间内也看不到太大的战争威胁了。

另一个大收获则来自海上，安南、吕宋两地先后重返大明控制范围之内，不光保护了海上贸易航线，增加了贸易份额，还连带着威慑了朝鲜和日本，稳定了沿海地区的局面。

最显眼也是最和大明百姓息息相关的还是经济，通过近十年的推广新政已经彻底在广东、福建和广西东南部落地生根，并逐渐向临近州县蔓延。

直隶和山东的新政则推广神速，遇到的阻力不及当初的十分之一，基本没有官僚士绅再公开反对了。

一方面是被之前的几次失败吓破了胆，另一方面也让拔地而起的工厂转移了注意力。

支持也好、反对也罢，说到底还是一个词儿，利益。

保守的官僚士绅利益虽然在新政推广实施当中受到了极大损失，却不是一无所得。

通过投资各类工厂和开垦荒地种植新作物，同样也能获得极大的收入。

就像广东和福建的官僚士绅那样，最开始坚决反对新政的是他们，现在拼命支持新政的也是他们。

做为拥有大量资金的群体，反而是最容易在新政中获利的群体，只要思想转变的快一点，获得的会比失去的更多，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新政还带来了几种不太明显的改变，比如说交通。

以往沟通南北、唯一能进行大宗货物运输的运河，现在的货物承载量已经不足四成，剩余的全部由海运承接。

有了新式帆船的加入，海运不光速度快、成本低，安全性也有了长足进步，完美的替代了漕运。

交通方式的改变和进步，进而又增加了不少商机。

把北方盛产的煤铁、机械产品用海船运往南方，再装满南方的粮食、水果、木料、纺织品北上，成了最热门也最赚钱的新型行业。

据说皇帝正在海运衙门里筹措一个新部门，是用来专门运送旅客的。

以后大明人再想南来北往，就不用局限于内陆驿道和河流了，可以选择乘坐大海船。

从广州到大沽口，快则一旬慢则两旬。

与以往的数月相比，这速度简直是太刺激了，想想就忍不住期望，由此带来的商机更是数不胜数。

还有一个大变化已经落到了实处，受到的议论也最多，景阳皇帝仿效秦始皇，对度量衡再次做出了硬性规定，颁布了新的计量单位。

当年秦始皇费劲力气统一了度量衡，结果到了明朝居然发生了倒退，尤其以货币最明显。

各种各样的铜钱，有官造的、私铸的，重量不同成色不一币值混乱，使用起来极其不方便。

白银的加入本应缓解此类情况，没承想反倒加剧了，以至于出门做买卖，行李中必须带着剪刀和戥子，还得练就一剪准的绝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