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不是战前的肃反年代，仅凭无端的猜测是不能定一个人的罪的。

然而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在东德参加学术会议时叛逃到西德。

父亲是一名生物学家，是执著的基因学派，但在当时的苏联，基因学说还处于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学术观点受到压制，精神上陷入一种深深郁闷，我想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

他的这个举动给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调查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领导的小组中的一些人为了明哲保身，按照纳尔诺夫的授意对我百般诬陷，最终使我的间谍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但纳尔诺夫在技术上却离不了我，就向上面建议，让我服刑期间回基地继续原来的工作。

回到基地后，我过着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活动范围只能在基地之内，连穿的工作服颜色都同别人不一样。

最难受的还是孤独，除了在工作中，没人愿意同我接触，只有组里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平等的对待我，给了我许多温暖，后来她成了我的旗子。

作为一种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

我对纳尔诺夫的憎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说来奇怪，对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坏外，我还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认为是未知的参数偏离导致了那次试验的成功。

这让我心灰意冷，因为如果最后找到了那个或那些偏离的参数，只能使我更难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产生球状闪电。

这以后的研究路线是很明确的：参数的偏离不可能太大，否则在放电时各种监测仪器甚至肉眼都会觉察到，于是试验时应该依次使各个参数在记录值上下进行微小波动，如果考虑到多个参数同时偏离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组合，要进行大量的试验。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肯定纳尔诺夫是故意陷害我，因为如果他相信是我搞的破坏，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我说出使哪些参数偏离了，但他一次也没有问过我。

而被无休止的繁重试验任务搞得筋疲力尽的其他人则对我充满了憎恨。

但这时包括我在内，都相信再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

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所有可能的参数偏离都试验过之后，仍没有成功，这倒使我意外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当时正值勃列日涅夫上台，与那个放猪出身的前任相比，他喜欢附庸风雅，对知识界要温和的多。

我的案子被重新审理，虽然没有宣判无罪，但还是被提前释放了，并给我提供了一个回莫斯科大学任教的机会。

这可是在这偏远基地工作的人渴望的机会，但我留了下来，球状闪电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可能离开它。

现在要倒霉的是纳尔诺夫了，他要对研究的失败负责了，虽不至于像我那么惨，但他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前程算完了。

他挣扎了一下，坚持他的‘化身博士’猜想，与以前不同的是认为偏离的参数可能在其他三个系统，于是又开始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这个试验计划更加庞大，如果不是被一个意外的发现打断，它不知要进行多久。

3141基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雷电模拟系统，在进行球状闪电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一些其他的军用或民用实验研究项目。

在一次为防雷工程进行的试验中，竟然意外地再次产生了球状闪电！

这次闪电的参数，同我们第一次成功试验的参数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至于各种外加因素，如磁场和微波激she等，这次试验中根本就没有，只是一次纯闪电！

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噩梦般的循环：在同一参数下把这次试验重复了上万次，结果同第一次一样，球状闪电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次不可能有破坏者使参数偏离，连纳尔诺夫也承认他的‘化身博士’猜想有误了。

他被调回西伯利亚分院，担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行政职务直到退休。

这时，3141项目已进行了15年。

纳尔诺夫走后，基地改变了试验方向，开始进行各种不同参数组合的试验，在其后的10年间，又产生9个球状闪电。